郭沫若在1944年的时候写过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主要总结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，两个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教训。一个当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，另外一个则是只撑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。根据郭沫若的立场和当时两党之间的形势，郭沫若的着力点显然是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。因为国民党自然而然地对号入座到明王朝的椅子上去了。

对此文的评价，有说引起轰动的，有说大失水准的。对于这个，我不好评价。毕竟人家是大家，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点点，学问上应该还是有不少干货的。

引起我兴趣的是文中对崇祯皇帝的一些评价：

“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，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。就是李自成《登极诏》里面也说："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炀灶①恒多；臣尽行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。"不用说也就是"君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"的雅化了。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。他仿佛是很想有为，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。他在初即位的时候，曾经发挥了他的"当机独断"，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，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。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，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，枢要人物的升降，时常是朝四暮三，轻信妄断。

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，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，明天在大辟疆吏，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。对于老百姓呢？虽然屡次在下《罪己诏》，申说爱民，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。《明史》批评他"性多疑而任察，好刚而尚气。任察则苛刻寡恩，尚气则急剧失措"（《流贼传》）。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。”

......

“崇祯帝，公平地评判起来，实在是一位十分"汲汲"的"要誉"专家。他是最爱下《罪己诏》的，也时时爱闹减膳、撤乐的玩艺。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，其"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，锭皆五百（十？）两，镌有永乐字"（《明季北略》卷二十）。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，这样大的积余，如能为天下富家先，施发出来助赈、助饷，尽可以少下两次《罪己诏》，少减两次御膳，少撤两次天乐，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。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，而叫皇库出钱困难，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，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。”

文中明确指出，崇祯皇帝很爱下罪己诏，也就是作自我批评。时不时还减少一下伙食，减少去KTV的次数来表示自己尽力了。这个不免让人联想到后世的一些政客（当然不是中国的，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爱作秀的政客呢），动不动穿个破棉袄，掉掉眼泪。实质性的行动则基本没有。

文中还提到一个数字，这位靠减膳撤乐表示节省的皇帝，其皇库中积压未用的银两居然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！

看来政客脾性古今如此，不过现在进步了，如果崇祯皇帝活在现在，还有好消息，那就是不用动不动自己下罪己诏了，那样毕竟还是丢脸，也不用自己减膳了。这些事情，都交给内阁首辅去办好了。